策问：
农，朕所欲也；商，亦朕所欲也。两者朕欲兼得，康庄何在？
待写完之后，朱允炆吩咐道：“召内阁黄子澄、郁新、茹瑺来议。”
郁新等入殿行礼，看过殿试题之后惊出一身冷汗，黄子澄坚决反对道：“皇上，此策有大问题……”
郁新与茹瑺也一致反对。
朱允炆只平和地看着三人，说道：“只一道题而已，还不至于如此惊慌吧？问策新晋进士，看看他们是否有解决之道，也是一件好事吧？”
“黄卿，你曾领户部，应知这一年来，商业带来了多少商税。茹卿，你曾执兵部，心心念念无外乎新军之策推行全军，而这是需要钱粮的，你总不希望朕加税百姓吧？”
黄子澄自是知晓商人带来了多少税收，只不过皇上主张“农商并重”，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
此策一旦传出，必会激振于天下，商业必会迎来繁荣，可一旦如此，无数人逐利，田地荒芜，流民成风，这又如何解决？
其害必大！
朱允炆也清楚，古代施行重农抑商的基础是“封闭的”小农经济，一旦重商，小农经济承受一定的冲击，是必然的。
可问题是，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眼下围绕着京师，已经出现了不少新型产业，如羊毛纺织业、造纸业、煤炭业、酿酒业、交通业（混凝土施工），而这些产业需要很多的人手，可京城没有那么多人。
如果人多，朱允炆也不至于亲自去说服灾民留下。
农村人口的转移，是城镇化与轻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冲击少部分农业，未必会对整体农业造成损害。
说商业发展造成流民成风，那完全是乱扣帽子。
从历史发展来看，商业发展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流民，真正造成流民的原因，是土地兼并，是因为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只要不让农民失地，大规模的田地荒芜，大规模的流民就不会发生，人口流动也会显得井然有序。
而有一条鞭法与遏田产兼并国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的条件已然不存在，这个时候推动商业，吸纳闲散人员进入京师，对地方而言倒也不算是坏事。
这个时代不像后世，独生子女是宝贝，搁在明代，独生子女只能说老爹不给力，两三个男丁都是少的，有些人家要生十几个娃。
即使是吃不上饭，娃也照样生。
比如贫农朱五四，就有四个男娃、两个女娃，老四专门干放牛的活……
如果当时有大商业，朱五四在家给地主打工，让老大、老二去打个短工、长工之类的，何至于饿死。
商业未必就有罪。
郁新、黄子澄、茹瑺面面相觑，三人轮番进言，以各种危言耸听来劝告朱允炆更改殿试策问，却又被朱允炆一一驳了回去。
到了最后，朱允炆有些不耐烦，道：“文官不是渴望盛世吗？何为盛世，盛世是百姓不饥寒，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是国泰民安，各有所产，各有所为！你们难道不想看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朝廷可以从商人手中收取八成税赋，而只从百姓手中收取一两成税赋？”
“推动商业，扩大商税在税赋中占比，朝廷才能将眼下十五税一的农税，调整为二十税一，他日恢复至三十税一，乃至更低！到那时，物产丰富之下，没有商人转运粮食，没有商人交易，粮价必会大跌，谷贱则伤农，这也不是你们想看到的结果吧？”
“再说了，商如何发展，此事朕还需要与你们再议，眼下不过考校进士之才思，若没有可取之策，也无损失，若有可行之法，岂不是一大收获？”
面对朱允炆的解释，郁新、黄子澄等人终点头同意。殿试策问题发至司礼监经厂刻板，而内阁大臣也被“圈禁”起来以保密……
解缙与徐辉祖自二炮局待了三个多时辰，方返回武英殿奏报。
解缙面带笑意，赞不绝口，道：“皇上，得益于火药改良，二炮局新制火炮可谓威力不凡，其射程已突破一千五步，然就毁伤来看，三百五十步内为佳。而寻常大将军炮毁伤最大距离只有二百五十步，两相对比，新制火炮完胜。”
朱允炆听闻并没有笑，只是皱眉问道：“三百五十步？朕记得张辅军报中，安南神机炮可在三百五十步开外，乃至四百步外毁伤城关，如此说来，二炮局新制火炮，依旧不如安南神机炮？”
解缙与徐辉祖脸上的笑意顿时消散。
徐辉祖言道：“皇上，二炮局还在对新制火炮进行改良，加之广西那边会将安南神机炮运抵京师，臣相信，几个月之后，二炮局火炮定能超越安南！”
解缙也为二炮局说话：“眼下二炮局匠人极为投入，堪称废寝忘食，已有不少主意，假以时日，一些想法试验出来，兴许会有大成就。”
朱允炆清楚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只好舒缓了下情绪，道：“给朕一份卓有贡献的匠人名单，殿试之后，朕要亲至二炮局，给他们嘉奖！”
殿试如期而至，曾棨、周述、周孟简一干人次第落座。
朱允炆端坐在殿上，目光扫过众进士，最终停在了骆冠英身上，他进入国子监之后，并没有一心做学问，而是得到了某种“授意”，开始走向“商道”。
而授意的人，不言而喻，是后宫里的那一位……
第三百五十一章 不光彩的孔家之人
骆颜儿“自作主张”的目的，只是想让骆冠英为朱允炆分忧，并没有其他的因素夹杂其中，这一点朱允炆是清楚的。
只不过，初衷是好的，结局未必是好的。
朱允炆知道官场之上的尔虞我诈，知道物欲横流之下的信念崩塌，一步行错，将是万劫不复。
骆冠英有才情，可他太理想，太锋芒，这样的人很容易遭遇打击，太早进入朝堂，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于会试，朱允炆曾叮嘱解缙、杨士奇“秉公处理”，“不徇私情”，可骆冠英依旧进入了殿试，可见他还是有些本事。
既来之，则安之。
毕竟人才的位置，不是市场说了算，也不是朝廷说了算，是自己说了算，商业之道，他还是别想了……
当殿试策问出现在众人眼前时，一个个紧张起来。
孟子教导：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可从未有人教导过，农，我所欲者，商，亦我所欲也，两者兼得如何得……
固化的思维与传统的重农抑商理念，让很多人不敢踏出一步，就连会元曾棨也脸色苍白，手微微颤抖。
农、商，是不是对应鱼与熊掌？对应着生与义？
这策问，是问策，还是问心？
曾棨紧张地思考着如何回答，直至额头满是大汗，依旧不敢落笔。
圣贤的话有错吗？
若是圣贤没错，只能二选一，没有二选二。可听圣贤的话，那就是皇上有错了？
曾棨的内心，激烈的抗争着，不知如何抉择。
周述、周孟简等人也迟迟不敢动笔，盯着策问之下的空白，气都不敢大喘一口。
朱允炆看着众人，暗暗摇头。
传统儒家的熏陶里面，朱子理学的经义里面，教导了他们认识世界的目光应该是一个方向的，给了他们思想枷锁，却没有给他们“思变”的智慧。
只要仔细去看看明代的朝廷就可以发现，真正有思变能力，有国事之才的人，几十年才出那么一两位，余者碌碌，不过是“办事员”罢了，尤其是明代中后期。
朱允炆对于此科进士并不满意，他们或许有不错的才情，有不错的经义学问，却没有自己想要的“变通”之才。
这样的人放到地方，恐怕十几年之后，依旧是老样子。
固化的思维，导致的是固化的举止。
这些人，已经被自我囚禁了。
教育，必须从根本上来变革，自上而下或许有成效，但根本之路，必须是从娃娃抓起。
朱允炆打定主意，殿试也终迎来结束。
不出意外，绝大部分进士都给出了共同的答案：
不可兼得，唯重农抑商一途。
朱允炆没有点状元、榜眼、探花，而是放手交给了内阁与礼部，这些“人才”，谁是一甲，谁是二甲，从帝王的角度来看，已没有多大意义。
并不是所有状元郎，都可以在历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江西的教育之盛，水平之高，可谓是各省之冠，若可以从那里抽调力量，支持下北方教育，或许是一件不错的事。
比如，北直隶，河南，再比如：
山东！
朱允炆心头压着一块石头，一块不能动弹的石头，这块石头姓孔。
追溯历史，几乎历朝历代都对“孔子”高度推崇，不断追封。
比如鲁哀公孔子为“尼父”，西汉孝平帝称孔子为“宣尼公”，隋文帝赠先师尼父，唐太宗加封其先圣、宣父，宋真宗封至圣文宣王，明太祖封圣文宣王……
然而，在无数的追封中，对于孔子追封到无以复加，亘古未有高度的，却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封诏：
“盖闻先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生者，非孔子无以法……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惟圣教之尊……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宋以前，孔子的后人不是什么沂水侯，就是什么关内侯、文宣公之类，至宋仁宗时期，改为衍圣公！
至此，衍圣公之名传了下来，成为了正式的爵位。
朱允炆不介意孔子头上的名号，可随着孔子头上名号日隆日贵，其嫡系后裔也被追谥加封，并形成了一股势力，而这一股势力，是朱允炆所在意的！
每个朝代，都需要孔子这一块招牌，以证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聚拢人心。
既然是招牌，自然也需要举招牌的人，孔子不在了，那只能让他的后人来举着牌子过日子了。
按理说，举个牌子就好好举牌子，讲讲论语，教导下晚辈后生，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也就是了，可这些举牌子的人，又拼了命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权力，想要衍圣公的名号！
理性地来说，孔子他老人家是伟大的。
同样理性地来说，孔子他老人家的孙子们，出了一堆又一堆的垃圾，垃圾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
各位尊孔的先别忙着拿砖头，且说几件事再拍也不迟：
金元宋，三朝并立。
此时的衍圣公有几个？
三个！
金人所立孔元措、元之孔之全、宋之孔洙。
元灭金，孔元措降元，元朝一度共存两个衍圣公，为了争取衍圣公的爵位，孔元措跪舔元朝，之后用尽手段，赶走了孔之全。
后孔元措死了，又没有儿子，打算让自己弟弟的孙子孔浈来继承衍圣公，却被孔之全的儿子报复了一把，说孔浈身份低贱，不够资格。
于是，忽必烈空悬着衍圣公的位置，并指示孔家，谁想要当衍圣公，可以，但是你看我元朝打下了地盘，人心思动，不安稳啊，你们孔家人不是有本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