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圣旨从皇帝口中说出，再由太监到尚书台传话，尚书台再把圣旨发到内阁，内阁再照例批完。
直到这一步效率还是很高的，最迟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如果时间太晚才会拖到第2天，之后就是低阶官吏誊写。
誊写的步骤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如今朝廷每天的很多常例公文都采用印刷方式，在段落中提前留下空隙，需要的时候只要把需要写进去的内容填进去，再加盖官印和执行人的姓名就可以了。
比如刑部每年处决死刑犯的公文，就是刑部尚书李信坐在办公桌前用一张张印好的死刑犯执行单，在上面写下犯人的名字，再加盖刑部大印，发往本省执行死刑。
印刷术只能用于这类发行量非常大的公务上，朝廷各部一般日常的流动公文还是采用手写的方式。
誊写需要一段时间，之后运输时间会更长一些，等圣旨上的消息传发到帝国最偏远的额楚落省的时候怎么也是半个月之后了。
北京作为帝国的首都，消息也是最灵通的，官方还没正式将圣旨的内容公布出来，民间就已经有了一点风声。
平时老百姓的消息交流就是靠茶余饭后的闲话聊天，帝国日报只是他们确认那些从闲话中听来的内容是真是假的答案。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城，北京城中没有家世背景的平民百姓自然希望这是真的。
那些有家世背景养那些小老婆的人，自然感觉一阵头大，就怕这事万一是真的。
他们有钱，在如今这个年代土地已经不值钱了，西北部有太多土地没有主人了，只要他们肯过去安家朝廷就会分给他们一大块土地。
土地不值钱了，朝廷对他们各种不动产监督的还非常严格，控制资产阶级手里所能掌握的不动产数量。
地皮不值钱，炒房子也不行，商铺还被人盯得紧，每个月的月中或者月末就有户部和锦衣卫的人一起过来查账，看哪家偷税漏税了。
商业上被看得这么严，现在皇上连他们娶多少个小老婆都要管了，一个人不超过5个。
还好皇上没把事情做绝，在这个问题上朱由检就算把事情做绝了，搞出个一夫一妻制，甚至要求资产阶级把他们以前娶的小老婆都休了送回家，资产阶级也没有任何办法。
帝国早就不是以前的帝国了，皇帝的意志即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
一瞬间这件事成为城内最热门的话题，一件事情就算是假的，说的人多了也会起到真实事件才能有的效果。
在百姓们热烈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刑部官员和大理寺的官员都已经忙翻了，一个是维持国家刑法体系的部门，一个是帝国最高法院，仅仅只是加一项罪责，此事所附带的其他影响就够他们忙的了。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大明律》的影响了，在里面加一道重婚罪，还要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要编写进去，集思广益，确保没有遗漏。
有太多人都想钻律法的空子，这就导致《大明律》要重新排版，各地印刷社使用的《大明律《》的模板也要更新，这么大的工作量皇上只要发一句话就好了，底下的人要忙好久才能完成。
这几乎就相当于对《大明律》的一次大修，既然是难得一次的大修，那自然不能只在里面加一部分关于重婚的部分，其他一些部分也要进行修改，弥补其不足。
这项大修的主要负责人是刑部尚书李信和大理寺卿杨维桓，以及两人手下几百名精干官员。
在刑部值房内，李信坐在这个办公桌后面，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厚厚的一套《大明律》，《大明律》旁边放着一叠崭新的宣纸和笔墨。
他要把《大明律》一页页的翻看一遍，找出里面的不足之处然后在宣纸上写下进行更正，下边的官吏会根据他所写的重新修订一本崭新的《大明律》。
现在大理寺的值房里，杨维桓正跟他做了同样的工。
原先的刑部尚书史可法离职之后，所有有资格继任刑部尚书的人都盯着这个位置，最终皇上还是选择了希望不怎么大，资历也不是很高的李信继任刑部尚书。
李信，他本来的名字叫李岩，是河南开封府杞县青龙岗人，是天启丁卯年的举人，举人地位虽然很高，但大明王朝绝对不缺举人。
而李信与那些人不一样，没有背景的举人很难得等到吏部委任，而李信的父亲李精白是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
有这么个爹，照理说李信的人生会一帆风顺，如果没有魏忠贤的话就会是这样，可偏偏历史就有魏忠贤这么个人。
崇祯初年在魏忠贤逆案中李精白被定以“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的处罚。
当初清剿阉党的官员里有很多人都被连累，尽管他们中有些人的确是无辜的。
在明末官场中这算不了什么，因此李精白在家乡的名声并不坏，虽被削职为民，但李家仍是杞县数一数二的乡绅财主。
从小李信读书就很用功，年纪轻轻就中了举，《明季北略》上说他“有文武才”，从他后来所从事的军事实践活动看，却非虚语。
这样一个文才武略的少年公子，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但就全国范围来看，文武全才的少年虽然不多，却也不少，光凭这点还无法让他进入掌权者眼中。
甚至无法进入地方巡抚眼中，他的父亲李精白毕竟是因为阉党而被免官，杞县知县也不想跟这位前山东巡抚有什么关系，也就连累了李岩。
李岩生性慷慨豪爽，常常周济穷人，又爱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性格倒像一个江湖侠士，很喜欢结交朋友，在杞县名声很好，百姓都称他为“李公子”。
他后来成了家，娶了汤氏，汤氏出身于杞县豪门之家，知书达礼，贤良淑德，是一位美丽的大家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