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永做共产党的人
负责审讯的关建平、姚一绒、朱志初看了罗汉荣提供的书面材料《我的交代》，极其不满。他们三个人对着罗汉荣，不是拍桌子，就是甩椅子，或者砸杯子。还把口水吐到他脸上，并且不许他擦掉。逼 迫他继续交代自己冒充地下党员的历史问题。对他的伙食，由原来的每餐四俩米饭，扣减到每餐二俩米饭。他们恶狠狠地对他宣布：
“你何时把问题交代清楚，何时恢复你原有每餐四俩米饭的供应。”
这时的临江阁码头上，罗汉荣拿出《我的交代》，递给黄春江手上，说：
“春江你看看，这就是我当年如实写出的书面材料。我不能为了博得他们的满意，就不顾事实。”
黄春江面对湖水，仔细阅读罗汉荣的《我的交代》。罗汉荣在上面写道：
1939年4月的一天，中共龙寿地下党当时的县委书记戴武孝独自来到我家里，他对我说：
“过去，你按照帅孟奇同志的指示，保证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保证了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不向他们内部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也不让他们的组织发展到我们的内部来。不担任他们内部的重要职务，却做到了想方设法推动他们去抗日。你如实将他们的情况反映给党做工作中的参考。党对你前段时间的工作是高度肯定的。根据现在的情况变化，党决定你趁国民党在工会发展组织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内部，担任一定的职务，以方便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
在此之前，中共龙寿县地下党的区委领导周伯诚，他曾经派我领导过地下党建立在国民党龙寿县监狱内的“特别支部”五个党员的政治学习。这些人，以后在湖南省委领导的清洗帮会分子出党时，全部被清洗了。
我在代理伪保长期间，在周伯诚的暗中领导下，由我和黄经海、雷耀湘出面，组织九百多个工人、农民、渔民联合签名，反对当时“三益公”典当铺“死当”的斗争，取得了全部胜利。
1939年农历八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区委负责人引领我到龙寿县毓德铺乡地下党员李子芬家，参加了帅孟奇、文士桢亲自领导并主持的“党训班”学习。
讲课人之一是中共益阳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小喻。他主讲“支部工作纲要”。
文士桢主讲“秘密工作的技术。”
帅孟奇、小喻都是被国民党抓去坐过牢，受过敌人严刑拷打的人。他（她）们现身说法，教我们一系列如何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特别是被敌人追捕跟踪脱险的技术； 被敌人严刑拷打时的精神抵制方法；一旦被捕后，在监狱、在刑场、在法庭与敌斗争的方法。
这期党训班一同学习的有谢勇、全英（县商业局会计）、周彩云（小学教员）、黄经海、雷耀湘等。
党训班学习结束时，我请求党调我离开龙寿县到新四军去抗日，因为很快要抽本年本届的壮丁签了。我是甲级适龄壮丁。不当革命部队的兵，就当国民党部队的兵。我劝别人抓枪打日本，我自己不去当兵，那不是口头革命吗？
上级党组织要我一定留下来，对我说：
“已经调走了一批人，现存的人都不能走。”
后来我才知道，戴武孝夫妇、周伯诚夫妇、毛碧云、谢勇都被党组织调走了。
小喻和戴武孝商量的结果，并取得文士桢的同意，要戴武孝通知彭智英，要他辞去伪保长职务，去当小学校长，又以甲长联名推荐的方式，将伪保长一职转到我的手中。
小喻交给我三个具体任务，他强调说：
“你完成这三个任务以后，党调你到新四军中去。”
这三个任务是：一、培养出你全部工作的接替人；二、保护党的文件，设法弄百把份国民党的县、镇、保、总工会的空白通行证，提交给组织上，以备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我实际交了三百多份。三、负责这个保的区域内保护同志的生命安全。
我当时提出：“当保长会迫不得已的得罪人。”
小喻说：
“为了抗日，是会向群众要人要钱的。只要你不是为了个人一己之利，党会替你向群众作解释。”
9月份，彭智英当了校长，我当了保长。
就在帅孟奇召集我们学习的党训班快结束时，接替领导龙寿县革命工作的李福生到李子芬家来了。戴武孝介绍说：
“我被党调离龙寿县了，今后老李是你们的新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