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积肥的方式林林总总有许多，齐远恒虽然收集了一些，但是民间肯定还有遗漏的好方法，他建议皇帝向全天下征求更多的方法，然后颁发一部劝农书，将这些积肥的方法昭告天下，并且让县里的衙役们去乡里宣讲，务必让全天下的农户都知道如何因地制宜地积肥。
第三步，则是整备负责农事的官吏，让他们人尽其职，忠于王事。
农户们可能种了一辈子田，但是未必人人都精通种田。何时播种，何时浇水，除草堆肥这些事，都是有许多窍门在里面的。
有人会种田，他家的收成就好，有人不会，他家的收成就差。
为了劝课农桑，从上古之时，朝廷就设立了专门管理农事的官吏，负责指导农户们种田。朝中有司稼或者司农等高官，乡间则有力田等小吏，主管农事。
不过许多岁月过去了，每一个朝代，朝廷设置的机构都有所不同，景朝由户部主管农事，而水利的修缮则归于工部，负责临民劝农的官员，是县令，乡间则有里正来负责农事。
这么设置，官员是精简了，但是对于县令和里正的要求，无疑提高了许多。若这些人不懂农事，劝农也就无从谈起了。
高祖定鼎天下初始，万象更新，许多官员起于微末，对农事知之甚详，不会闹出劝农者不懂农事的笑话，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官场上弊端丛生，人浮于事，不懂农事的户部官吏，对农桑一无所知的县令，以及不知农事的里正，都一一冒出来了。
基于此，齐远恒建言，对于主管农事的官吏，必须进行农事相关的考核，方不会误了农时。
第四步，上巳节那日，齐远恒就当着皇帝的面提过了，为了方便农户们灌溉田地，他建议朝廷在各地广设水车，恩泽天下百姓。
这桩桩件件，都离不开人力物力，特别是第一步和第四步，预计花费的钱粮不在少数。
齐远恒的这份建言，好肯定是好的，皇帝不是不懂，但是皇帝预备着二次南征，而且他还有件大事没有办妥，这钱粮可是永远不够花的。
这件大事，就是他的陵寝。
皇帝幼年登基，并没有一开始修建陵寝，今年他已是而立之年，这陵寝的修建，也可以提上日程了。
他素日身体不错，从不觉得自己会短命，所以没有早早就修建陵寝，但是从现在开始修建，修个十年二十年的话，到时候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这两件亟需待办的事，都是紧要事，齐远恒的建言再好，想到这里面的花费，景骊就有些犹豫了。
“陛下，农桑才是国之根本，齐兄的这些建议，都是治国良言，陛下为何要犹豫？”卫衍看着皇帝的脸色，蓦然想到了什么，“陛下，若是因为钱粮不凑手，不如臣带头捐些俸禄。”
当日，安乐侯开了个“诚心悔改”的头，向朝廷上缴了一大笔罚金，把其他人都架在半空中下不来了。卫衍觉得他依样画葫芦，为这事带个捐俸禄的头，朝臣就算不愿跟进，但是身为皇帝的忠臣们，他们若要脸面，不跟进也得跟进了。
“别，你可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去胡闹。”景骊竟然有机会指责卫衍胡闹，也是很难得的。
“陛下，不用替臣担心，这点小事臣不至于应付不了。安乐侯能这么帮陛下，臣也可以。”卫衍知道皇帝的意思，皇帝怕他这么做，会得罪了其他的大臣。
但是，为了皇帝，为了天下百姓，他不怕得罪人。
“安乐侯是安乐侯，你是你。千万别去闹事，朕还不至于委屈你。”景骊肯定不能同意卫衍这么做。
安乐侯是个富贵闲人，而且有他母后在后头撑腰，其他人就算对安乐侯有怨言，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卫衍是卫衍，他不愿卫衍受委屈，更不需要遇事了让卫衍挡在他的前头，卫衍好好地陪在他的身边，与他携手共度这漫漫人生路，就已经足够。
“臣不觉得有什么委屈，能够帮到陛下，臣很高兴。”
卫衍以为这是真正的国之大事，既然皇帝觉得有困难，那么为了成大事，牺牲一点他的个人声名或者私利，他根本就不觉得哪里委屈了。
“朝臣们都知道，朝廷根本没到这么困难的时候，你这么做，朝臣们不明就里，还以为是朕指使的，恐怕要认为是朕抠门了。”景骊转眼就想出了一个合适的理由来打消卫衍的念头。
上次安乐侯的事，被捎带进来的人都是有错在先，最后被架在火上烤也是活该。但是这次朝臣们又无过错，卫衍这么做就不太妥当了。
不过卫衍想要帮他的心，是好的，景骊肯定不能去打击他。
反正卫衍的目的是想帮他，若是卫衍发现这么做不但帮不了他，还会给他带来麻烦，不用他多说，卫衍就会放弃了。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指出这一点。
“是臣思虑欠妥。”被皇帝这么一提醒，卫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声名不足为惜，但是因为他，带累了皇帝的声名，就是他的过错了。
“有句话你没有说错，这的确是国之根本，既然如此，其他的事先放一放，全力做好此事吧。”景骊仔细思量了片刻，就把他原先认为的紧要事，都往后排了。
“陛下圣明！”
弘庆元年十月初，皇帝将齐远恒的建言昭告天下，随即发下诏令，命户部领头，工部协同，齐远恒则带领士子们在旁协助，共同督办此事，并且给了齐远恒直接向皇帝上书建言的殊荣。
有着皇帝的全力支持，下头的人自然不敢虚应故事，而且齐远恒身旁的许多人，经过了康平县的练手，都有了切实的经验，钱粮一到位，他们就各自奔赴天下各州府开始做事，很有些当年天下初定时的雷厉风行。
此事，史称“农桑新政”，因与“康平厘田”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而且参与者有着相当程度的交错，两者皆彰显了皇帝的文治功绩，经常会被后人相提并论。
从弘庆元年春天开始筹划，年末正式铺陈天下，一直到了弘庆三年初，这两桩奠定了盛世之基的大事才算初初抵定。